发展主义的先声 五四运动前的北洋国家社会主义(上)

2019-07-05 06:15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教科书上一般指出,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爱国、民主青年当中,激起了作为一种反体制思潮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学生受到俄国革命影响,思想纷纷左倾。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领导者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实行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合作,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主义的道路。

然而,在五四以前,东亚已经有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播史。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不是纳粹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原始的发展主义。在近代东亚,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代名词的 “发展主义” 不但没有被革命的社会主义所取代,更是成为了革命社会主义政权的组成部分。

发展主义的根源在哪里?

发展主义的核心信念,是利用国家行政、财政力量,直接或间接操控工商机关,干预生产投资决定,以及通过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并促成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在近代史上,这种信仰的起源是美国立国元老、共和主义始祖亚历山大·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其提出于1790年至1791年的经济政策,着重由国家推动工业化,推动进口替代策略,以巩固国家的经济独立。

法国贵族昂列·德?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曾经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受汉米尔顿影响,提出一个由产业阶级代替贵族领导政权的构想,计划通过大规模基建,包括修筑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把世界连结起来,史称 “圣西门主义”,是一种 “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曾经在1820至1830年代旅居美国,同样深受汉米尔顿主义影响,反对英国货物倾销德国,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深恶痛绝,深信经济增长不二法门,在于由国家领头发展生产力。他提倡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认为应向英国货物提高关税,资助国内产业发展,并为铁道建设提供融资。

国家社会主义成型于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之后。当时左翼面临 “执政后如何运用国家权力” 的问题,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也提上日程。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费迪南德·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在1863年前后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进行多次密谈,尝试说服俾斯麦接受普选和产业合作化等思想。

1870年代,德国发生经济危机,俾斯麦开始逆转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于1879年开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普鲁士铁道国有化,鼓励各产业卡特尔化,推行疾病、意外、老年保险和强制教育,并向国会宣称他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遭俾斯麦压制的左派当然不买账,纷纷指责俾斯麦的 “社会主义” 名不符实,但随着俾斯麦走向成功,国家社会主义也走向世界。

李斯特主义很早便传入日本,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便提出政府有“诱导奖励”产业发展的责任,只有在建立起更强大的工业基础之后,才具备采取自由贸易的条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全书要到1889年才由大岛贞益翻译成日语。该书的校对工作由富田铁之助负责;富田前为日本银行总裁,因其国家主义经济思想,被主张私有化、推行自由放任的大藏大臣、后为首相的松方正义逼迫下台。

富田、大岛和前大藏省翻译官神鞭知常,于是组织“国家经济会”进行反抗,并出版《国家经济会报告》双月刊,标榜李斯特主义,并介绍了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1906年—1907年,桂太郎首相模仿俾斯麦,对日本铁路进行国有化,同时由国家垄断邮电、瓦斯、自来水和钢铁制造,并补贴航运和银行。这些在当时都被日本和国外媒体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即便日本政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钱。

国家社会主义来到中国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不久,便通过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等读物接触到批判英式自由放任、提倡经济保护主义的思想,并在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 “国家有机体论” 影响下改奉国家主义。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认为 “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契合也”, 铁路、矿务、制造业国有化等政策 “中国可采用者甚多”。曹汝霖、章宗祥等东京留学生,举办了《译书汇编》杂志,在1901年第一期便中译了大岛所日译的李斯特著作,反映李斯特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留日学生。

1906年—1907年,革命派和立宪派在东京发生了一场 “社会主义辩论”,其中革命派如冯自由提出学习德、日的国有化政策,认为在革命后应该马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进行土地改革。立宪派则反对土改,但出于国家主义立场,也支持日本式的产业国有化政策,视之为立宪后可以实行的 “社会改良主义”。

1908年,盛宣怀访日期间曾与桂太郎长谈,深受其铁道国有、钢铁国产政策影响,于1911年提出中国 “铁道干线国有”,结果因没有审时度势,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多处演讲,明言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认为必须保留铁道国有政策,并扩大政府对经济干预。孙甚至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不可行,但德日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举世风靡”,且可以节制私有资本,是中国应该参考的对象。

这也影响到曾经访日的清末新政官僚在民国新政府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比如有袁世凯 “账房先生” 之称的天津实业界沙皇周学熙,在1912年12月担任财政总长后便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推动十多项产业的发展;而张之洞干将、南通纺织大王张謇在出任农商总长后,提出了 “棉铁主义”,即大力发展棉花、钢铁以及羊毛,厉行进口替代,并仿效日本的 “保息政策”,由政府利用公款保障棉、毛、铁等产业新设企业在开头几个年度的利润。司法总长梁启超在1913年的政府宣言中,也提出参考国家社会主义,开征新税。

在袁世凯死后,财政部曾经在1917年3月于国会提出普通营业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和 “中华国立保险局” 法案一读,后者的灵感来自英国财相、首相戴维·劳合·佐治 (David Lloyd George) 仿效德国实行的 “国家保险法”。法案审议因国会解散和张勋复辟而未有继续,但以上的事情证明北洋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工业化步伐,并计划实行社会政策。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47期,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哲学硕士、博士生,本文受到西原龟三之孙西原忠昌先生的协助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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