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人,一个尴尬的身份?

2019-07-07 21:59

乾嘉学派的学者钱大昕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里曾说道:“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1]他主张批评应当持论公允、语气平和,不可哗众取宠,也不必卖弄人情,而被评议的学者,与其对批评怀怨在心,不如反躬自省,只有建立起良好批评的氛围,才能更好地推动学问的发展。

钱大昕的建议对书评写作大有益处,他在点评他人作品时,也遵守着“议论平允,词气谦和”的规范。这种规范,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彰显着士人对自己的身份的体认。中国古代没有把书评作为一个专有评论门类,对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对一本新书的评论,和对历史的评论、对友人新写的诗文、小说的点评没什么不同。《史记》里的“太史公曰”,就是中国古代比较朴素的一种评论形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虽不是书评,但他们写作的形式和题材,启发了后世学者的书评创作。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们倾向用注释、疏通、点评的方式来回顾前人作品,比如大众熟知的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李贽评《西厢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都是这么个形式。这当中金圣叹最大胆,他不但点评,还对原作加以修改,甚至不乏全局性的删削。例如:“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2]

时间来到清末民初,现代式的书评文化逐步传入中国。梁启超、李大钊、胡适等人利用自己的刊物、媒体资源,介绍和点评国外著作,开启了学人争相撰写书评的风气。它们中有像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样从一本书介绍到一个人的文学主张、写作风格的文章,也有如梁启超、李大钊者,行文大开大合、如山石崩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那个时期,书评的语言文白混杂,书评的风格也多元不一,时值救亡启蒙之世道,书评人大多关心时事,面向公众,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演说欲,对他们来说,书评如同文字化的演讲。

如今,书评已然成为批评的重要形式,是旁观者了解一本书的成色的重要渠道。在西方的学术评议制度里,书评的独立性十分被看重,为了避免书评沦为面子工程,西方的书评制度大抵有这般流程:“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荣新江: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但在中国,受制于成本与观念,大部分书评都源于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编辑的约稿邀请,导致人情稿子堆积如山。

中国书评人经常写人情稿子,一来是想维护圈里关系,二来受限于经济压力,因为书评的报酬并不多,顶级的文化媒体能给书评作者开出单篇一千元以上的稿酬(但能在其中发稿的书评人很少),而大部分媒体给予单篇书评的稿酬只有两百到四百元。书评家耐心阅读完一本新书,写出一篇经得起推敲的评论,收入不如一个写手蹭热点。有时候,他们发觉人情稿子不但来钱容易,许多媒体编辑也接受(微妙的是,大部分媒体不欢迎批判性的书评,而是把书评作为引经据典式的图书介绍),就降低了自己的写作伦理底线。

与此同时,有批评性的书评,对出版社和媒体来说反而不讨好。学者荣新江在文章《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里指出:“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有时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要知道,在西方的杂志里,往往是值得评的书才被安排来写书评的,有些书根本不值得一评,所以,尽管书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3]

对批评的拒绝,我曾有过几次体会。一次是写过一篇涉及某八零后作家转型之作的小说批评,投给一家媒体编辑,编辑说写得不错,但领导的意思是,不能说这部小说的坏话,于是稿子被退回。另一次,某出版社要再版一本余华的小说,约我写一篇书评。我对编辑说:“写可以,但要允许我批评。”编辑说可以,只是暗示我如果批,别批太狠。两周后,我交稿了,结果,编辑在与出版社同事沟通后告知:“后半部分需要删改。”我问原因,编辑告诉我:“还是不能有批评。”

人情文章的大量出现,不仅破坏了严肃批评的氛围,也进一步挤压了批判性书评的言说空间。中国支持书评的媒体、刊物有限,有影响力的大刊屈指可数,一旦人情文章占据了大刊版面,独立批评就只能转投小刊,可小刊经营艰难,抱紧大作家和出版社大腿的现象更加严重,不少地方小刊,早已沦为宣传阵地,不讨好的批评文章,这时就更难出头。

久而久之,写软文比批评更值钱,占据的版面更广,攫取的话语权也更重,甚至,撰稿人能通过软文为自己的出书铺路,如此下去,就是恶性循环。写批评不足以养活批评家,大部分批评家都身兼教职、学术身份或其他工作,如果这少得可怜的——靠写批评能得到的收入,还会被软文步步蚕食,定力不足的批评家难免会愤怒、眼红,要么退出批评,要么加入唱和。于是,劣币驱逐良币,犀利的批评家减少了。

从自由到秩序:书评学院化的得与失

有人眼见于此,怀念起八十年代的批评风气。像李陀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曾回忆[4],八十年代的批评很开放,朋友与朋友、后辈与晚辈,都下得去嘴。一个小年轻敢于对大作家说:“你写得不行。”一位作家纵使面色不悦,也会耐心听进去同行的批评。但九十年代后,这样的氛围就一点点消退,文坛的人说话愈发讲分寸,文学圈逐渐变得权威化、秩序化。

八十年代的书评风气更开放,但并非毫无问题。批评家对西方现代理论的迷恋、对大词的沉湎以及自身学养的缺陷都客观存在。从专业知识来看,八十年代的书评涉猎广泛,可作者们的学术史视野很有限,往往捡到一点西方现代的理论,就如获至宝,不加检验地把新理论套到旧知识上,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波伏娃式的女权主义、福柯讲的规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都成为书评人乐于挥舞的大棒,以至于八十年代的许多评论文章,动辄上升到精神分析、权力规训,但论证的过程十分牵强。九十年代后,书评的专业度上升,评论者对西方的知识不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入到反思阶段,这对书评的严谨是一件好事,加之国内刊物的规范化,近二十年的书评,严格来说是比上一时期的质量更高的,产出了诸如周一良《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周一良)、《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歌吟中的复仇哲学——〈铸剑〉与“哈哈爱兮歌”的相互关系读解》(高远东)等优质文章。

相较而言,八十年代的书评人顺应的当时的文化风气,富有浪漫精神,渴望用批评影响社会大众,因此他们的遣词造句更通俗、气派,注重批评的想象与再创造力。所以刘复生在谈论1980年代的文学及批评时说:“虽然批评家们不乏真诚地高举着人道主义、审美与形式的旗帜,他们其实朦胧地觉察到了这些文学原则背后的政治解放的意义......在1980年代文学及批评的背后是雄心勃勃的乌托邦规划,它从这种社会历史动力中汲取了自己的文化能动性,以及将现实审美化、形式化的叙述能量。”[5]

而九十年代后的书评有两个转向:一个是学院化程度更深,行文更加经院气,就跟写学术论文一样。一个是更通俗了,干脆剔除了书评中批判性的成分,纯粹变成对一本书的通俗介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听书音频,它依托的讲书稿其实就是这类书评的变体。

在这两种流向中,书评渐渐失去了创造力,成为经典言论的附庸,书评人生产“安全的解释”,而非作为一项创造性艺术的文学批评。原本,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保持书评生命力的关键,但在今天的文化工业体系里,学院对秩序的推崇、对批判意识的培养不足,导致了青年批评家很早就习得了温吞的话术,生产出理性、严谨、规范、四平八稳的“鉴赏文章”,这些文章格式规范、引经据典,仔细看挑不出大错,但读者很难从中看出作者自己的创造——它们没有一点点冒犯,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充当着经典理论的喉舌,这个评论的工作,成了对既有的经典评判标准和意识的重复。

规范的书评,“正确的废话”

所以,今天的书评不乏“正确的废话”。作者借玄妙深奥的高头理论,掩饰自我批判能力的欠缺。随之,书评越来越远离大众,沦为一类群体体认彼此的工具。作者们用这种方式来确保同类识别自我,不同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成为学者们区分异己的方式,而有志于成为专业批评家、晋升权威的学者,自然会臣服于这种符合现代学术体制的语言规范。

这些批评的作者沉溺于教条的解释,运用现代学术规范的技术介入文本,将批评变成被批评对象的小装饰,一个可以被抬入学术数据库的合格产品。这样的批评高度规范,但美学价值极其有限,它们只是流水线产出的零部件,缺乏自己的风格和力量。以至于乔治·斯坦纳曾警告批评家:“如果批评家对自己诚实,他就会知道,自己的论断不会有长久的有效性,它们也许明天就会被推翻。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他的工作具有某些永恒性:他实际风格的力量或美感。利用风格,批评反过来或许能够变成文学。”[6]

近百年前, 鲁迅在论及“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时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一言以蔽之,批评家应掌握相关领域的常识,使批评落到实处,不至于沦为空谈,如此,才能创作出“真切的批评”。[7]“真切的批评”不只有精辟的文本解读,也能洞察被批评对象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开辟出广阔的言说空间。

而在今天,与其说我们缺少了“真切的批评”,不如说在今天的批评里,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书评太少,操持着学院腔、生产安全解释的书评太多。书评软文化已成现实,书评家在经济和地位上的弱势也不必赘述,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重拾批判性思维,对不讨好的批评有更宽容的心态,不再把书评作为一种依附,而是发掘它创造性的一面,在科普书评与软文的区别的同时,扶持那些还敢于批评的作者。

毕竟,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批评。这本是文化界的常识,但在一个常识稀缺的环境里,重提常识也成了难得之事。

参考文献:

[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商务印书馆,民国 (1912-1949)

[2] 王靖宇:《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荣新江:《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 ,明清史研究 ,2017年

[4]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5] 刘复生:《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一个理论论纲》 ,文艺批评,2017-4

[6] 乔治·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1

[7] 鲁迅:《热风》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本文首发于澎湃·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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